基本情况
中共创建史的迄止时间是一个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统一认识的问题。作为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将五四运动作为这段历史的开端，尽管始终存在争鸣。为此本专题的时间仍按照传统的定法，将时间跨度定为1919年5月至1923年6月。
一、决议的说法
1、第一个决议
涉及较少。
2、第二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助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二、一卷或简史的说法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二、选读史料
1、党的第一个纲领[1]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招工农劳动者和土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十一、遗漏——译者）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
(十四)党员除非这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2、二大的纲领
（一）现在世界的大势如下：
A．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破坏了。
B．世界的资产阶级现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倍加劲来掠夺劳动者们，以图恢复他们亲身在大战中损毁了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一道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
C．在经济秩序毁坏了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如日美间的冲突和英法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
（二）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四万万贱价劳动力的人民，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
（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
（四）在这种状况之下，自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革命势力和[的]进行变成了十分微弱；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横暴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
（五）中国本部是在军阀封建割据之下。吴佩孚一派军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又恢复旧国会以为统一的入手，这些均不能做到南北统一。
（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
（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
（八）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认为最近要极力要求：
（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国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6）各种自由权；
（7）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
（九）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
（十）因此，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他的奋斗。
（十一）中国工人要联合在各种工人阶级组织之内，成功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十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
（一）国内（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研究状况
回顾80年来国内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历程，我们大体上可分三个时期对其加以描述：1、形成时期（1949年之前）；2、初步发展时期 （1949—1979年）；3、发展、繁荣时期（1979年至今），并且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形成时期
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在国内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对中共创建史最先涉猎的当首推陈公博。1924年2月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是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史实的纪录，其将“一大”的纲领和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正文之后。而对中共创建史进行最初的科学研究的则是蔡和森，他在1925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具体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五个历史条件，并且极其精炼地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3]其后出版的资料及专著有：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搜查出一批文件，后汇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张国沈编，1928），其中有一份材料，内称中共“一大”“共有十一名代表参加”；《中共革命运动史》（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1938）；《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华岗著，1940）等。至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划定了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范围的上限，他认为“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些”。至此，中共创建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研究领域，初步走上规范化的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就基本按上述标准撰写中共创建史。至此，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在国内是谓形成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从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的内容到研究的方法来看，都处于草创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就是“拓荒”。
2、初步发展时期
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为契机，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经常有不利的政治因素影响研究的进展，但截止1979年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文章近500篇，有关专著8部。诸如：丁守和、张伯昭等合著《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探讨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概述了共产党的创建过程；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阐述了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相互关系；沈云龙著《中国共产党之来源》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的关系；张国焘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司马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初期活动》；还有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真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专著，等等。这一时期，研究中表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开始围绕着党的创建这个主题向广度扩展，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二，开始尝试新方法，运用考证的方法深化研究，如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第三，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丁守和等著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与沈云龙著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在学术观点上就有较大的差异，但都不失为研究中共创建史质量较高的著作。
3、发展繁荣时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的良好的学术氛围中，以纪念建党60周年为契机，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进入发展、繁荣时期。据初步统计，新时期以来，发表相关文章2500多篇，出版的相关专著有20多部。在专著方面，1980年代出版的有：张静如、王朝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党的主要创始人的活动情况：李新、陈铁键主编的《伟大的开端》标志着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进展。还有郑学家著《中共兴亡史》第一卷，蔡国裕著《中共党史》第一册等。90年代以来又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共创建史的专著，如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连儒《中国共产党创始录》，而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40万字的篇幅详细反映了中共的创建过程。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这一时期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研究呈现以下特点，而且彼此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从而促使这一时期研究的繁荣。
1.重视资料的整理出版及许多党史报刊的发行，使研究进一步公开化
首先是资料的整理出版由开始的限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这一时期的创建史研究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资料的汇编、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如1981年起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15卷本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到1989年在1981年基础上公开出版发行了18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还有如《一大回忆录》、《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材料》等。到了1980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料集也就都公开发行了，如《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2001年公开出版由黄修荣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其珍贵的原始文献将有助于解开疑难问题，并对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是党史报刊的发行也经历了由限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转变。如1980年创刊的《党史研究》（即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到1986年才由限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1988年创刊的《党的文献》到1993年第4期才开始在国内外公开发行。还有如《党史研究材料》、《中共党史资料》、《党史资料丛刊》在创刊时候都是内部发行，到了80年代后期都相继成为公开发行的刊物。
大批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党史报刊发行的公开化，为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2.运用新资料，研究新课题，使研究内容立体化
随着新的资料不断问世，以建党活动为突破口，逐步扩展延伸，形成中共创建史研究热潮。内容涉及到“建党时期对国情的认识问题”（胡正豪《建党前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探索》）、“建党时期中共土地政策问题”（郭德宏《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创建初期的纲领”（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梁学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色”（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形成的特点》）、“建党时期工农运动”（成汉昌）《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此外还有诸如：“早期共产党人反对‘全盘西化’斗争”、“党在创立时对帮会的策略”、“正确认识一大时中共的队伍”等等。
3.加大考证辨伪力度，使研究细致化
研究的细致化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考证辨伪的力度加大。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加上留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又很少，这就使党的创建过程尚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模糊不清问题，这就需要在考证辨伪上下功夫，而考证辨伪则是细致化的工作。这一时期，辨伪考证取得较大进展。如：中共名称最早见于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4]；1922年4月中央没有15召开过西湖会议，只有一个8月西湖会[5]；党决定创办《向导》的时间是在西湖会议，而不是“二大”[6]；“一大”的闭幕日期由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4日、8月5日等多种说法，而能够确认的是8月2日[7]。
当然，考证辨伪也存在问题，考证辨伪的资料多依赖于人物的回忆性史料，使论据常常显得无力而不能令人信服，致使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因此，研究者应开拓视野，多发掘利用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二）国外（苏联、日本、美国）的研究状况
国外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因各国的国情不一，再加上与中国关系亲疏不同而千差万别，但为了研究的方便，仍然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进行论述：1、起步阶段（1949年之前）；2、发展加强阶段（1949年至今）。
1、起步阶段
在起步阶段，国外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一种政治运动来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最有特色的当属日本和苏联。
日本对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可谓起步最早，当然这个最早并不是出于它对中共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侵略搜集情报的需要。就在中共刚刚成立的第二年就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搜集材料，山波罗野乾一执笔撰写的《支那共产党史》最早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情况；其后如1929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支那共产党概况》及1931年的《支那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均为研究中共创建史的早期著作。
苏联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始于192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有过长期的友好关系，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共创建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二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年代和中苏友好时期，可以从中国搜集到中共各种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文献；三是他们可以通过访问在中国工作过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代表、顾问和苏联的外交官，了解到中共的内部情况和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因此，总的看来，苏联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不仅起步早，而且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已具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他们不仅编辑出版许多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汇编，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决议》（1927年）等，还发表了不少论著，较有影响的有：C.H.纳乌莫夫（卡拉切夫）的《中共简史》（1926），这是作者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顾问期间，受鲍罗廷委托在张太雷协助下于1926年秋天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起自1918年到1926年9月为止，因其中含有许多珍贵史料，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И.A.米夫的《英勇斗争的十五年》（1936）是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而作，记述了中共从成立到1935年的简要历史。此书写出了中共形成时期的主要特点和中共的强弱方面，曾是苏联国内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共简史。
这一时期的著作，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因离现实较近，对一些问题的分析难免有某些局限性和缺乏深度。
2、发展加强阶段
这一阶段，国外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如日本基本上摆脱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色彩；虽然在19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从意见分歧走向破裂，但苏联学者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学者则转向研究与现实联系不大的中共早期历史，这就使中共创建史得到比较系统的探讨。当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但是他们发表的著作学术性比较强，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首先，日本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对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中共创建史。例如：蜂屋亮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的重译和关于大会会期与代表的论考》和丸山松幸的《中共一大存疑》[9]分别把一大的会期和参加者等作为研究对象。另外，石川祯浩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比较突出，如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0]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这个角度总结出早期共产党的特点。
按照石川的说法，建党前北京小组的代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通过当时《晨报》驻日记者陈溥贤传播的；上海小组的社会主义研究，也主要依据高岛素之和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文献。
这种作为“外来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决定了能接受它的人就能成为党的领导人的这一早期共产党的特点。还有其《论青年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建党问题》就是16利用外务省文件和法院资料，不仅搞清了参加建党的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还同前述论文一起，弄清了传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起的作用。
其次，苏联在这个阶段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共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专题的文献资料，包括中国重新出版的整套中共早期刊物；同时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国内也出版档案文件集，如1994年出版问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仅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收录了中共创建时期的文件51件。
苏联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在1950年代主要表现为编写一些概论性著作，如T·B·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概论》（1954），T·B·爱伦堡等合著的《中国的人民革命》（1953）等，都对中共创建史有探讨。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选择的研究课题特点是多半时间跨度都很大，因此有的苏联学者称此阶段为“概论”阶段，研究的深度不够。进入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末，专题研究走向深入，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2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问题”等专题上。比较有影响的有：B·и·格卢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载《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Л·И·杰留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1970）、A·И·卡尔图诺娃，E·Φ·利瓦廖夫合著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1917—1921）》（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4第8期）及K·B·舍维廖夫的《中共成立史略》（1976）等。到1980年代下半期，确切地说是苏共27大以后，由于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改革的“新思维”，使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进入了一新阶段。不过这一阶段，苏联学者处于反思状态，发表论著不多，主要有：C.A.戈尔布诺娃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策略（1919—1924）》（1988年版）、B·и·格卢宁和A·M·格里戈里耶夫合写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1期）。
苏联与中共创立的关系比较特殊，因而苏联学者的研究具有较高水准，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中共的成立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发展扩大的整个进程一部分”；中共的成立得到了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创建共产党问题”[11]，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一手帮助下建立的。但是苏联学者并不同意西方学者的说法：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外部强加的”，“中共的诞生是人为的早产”。他们认为，“中共的诞生，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内开始出现新兴的社会力量，即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2]。“到20年代初，中国已经具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客观条件”，中共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派别所进行的思想斗争的胜利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的结果”[13]。也就是说，中共的成立在本国是有基础的。由此可见，苏联史学界同中国史学界对中共成立条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苏联学者之所以极力强调中共成立的国际条件，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国史学界在198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党史著作中过分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根本不提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对俄共（布）政治思想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借鉴。这歪曲了历史，所以他们在撰写论著时特别强调国际上对中共的形成和发展的帮助作用。不过，现在这种局面已在逐步改变。其实，中共的成立是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两种条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过分夸大或强调某一种条件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
另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行列，其中由政府组织研究工作的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一方面非常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一方面努力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计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等方法深化研究；同时，加强学术交流与协作，使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呈现出国际一体化的特点。
二、研究的新进展
邵维正认为，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其主要进展可归纳为八个方面，现将其基本框架，再结合他人的阐述，表述如下：
（一）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新时期对外学术交流逐步展开，海外有关中共党史的论著开始传到国内，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针对西方和港台史学界某些人所谓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没有基础，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从苏俄"移植"过来的等等偏见，这个时期注重了建党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研究。不少论著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状况，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逐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充分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必然性，得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正确结论。
党史工作者在具体分析建党的直接背景时，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与党的创建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为组织自己的政党而斗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地发展到工人阶级为建立自己的政党而斗争的阶段。五四运动对中共创建的重要作用，受到广大研究人员的一致肯定。
在建党基础的分析中，十分注重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和工人运动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发展较快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数从60多万增至200多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既少又年轻，是否因此中国就不具备党产生的阶级条件"？有的列举了俄国建党时产业工人也只有270多万，相差不多，而且中国工人阶级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弥补了人少的弱点，"人少而集中比人多而涣散更能显示出力量"，况且"一个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本阶级的革命要求"。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来看，建党是具备了阶级基础的。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斗争方式、策略水平，是衡量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有的认为建党前的中国工人运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辛亥革命为原始斗争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同一行业的同盟罢工阶段；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自发斗争过渡到自觉斗争的阶段。到了第三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人阶级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关于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党的创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党史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后，出现了研究高潮。许多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过程、影响、特点以及在各个地区的传播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取得不少进展。但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些不同意见。
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有较大的分歧。有的似乎把传播提得越早越好，认为"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不仅有一般文字的宣传，而且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有的针对把《大同书》称为"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把梁启超说成"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等不准确的提法，强调要"十分仔细地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并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从‘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两个不同阶段"，其区别在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目的不同、影响范围不同，"这两个阶段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前一阶段从总体上说，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问题，长期以来的习惯提法是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时期的不少论著已不再笼统地提三大论战，而是对争论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其中有些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诬蔑，应该开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大量的却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应该加以教育和引导，使受到各种思潮影响的人，特别是青年在实践中认识、比较中鉴别、斗争中提高，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样，就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与有模糊认识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再一味强调斗争而忽视耐心引导教育。
新时期对早期建党思想的研究，也不再说成是一个领袖的思想，而强调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关于党的性质，蔡和森较早提出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与俄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李大钊早就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上海党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党》月刊第三号提出"须行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原则"。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探索，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三）关于党的创建史实的考订
掌握准确的史实，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由于党的创建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加上初创时期又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留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很少，使建党过程存在着不少模糊不清的问题。为了深入展开党的创建研究，许多研究人员对建党史实进行了认真的考订，如各地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和人员、一大召开的日期和出席人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时间、二大的会址和中委名单、西湖会议的时间和人员等，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大部分党的创建史实已经澄清。 但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被称为中共创建史上的八大疑案[14]。
1、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
成立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为中国所有的历史书上现在都是这么写的。然而事实上这一说法更多的只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决定，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为共产党而非共产主义小组；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党史报告或文章中都认为党创建于1920年；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多次使用了“吾党”一词；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时填写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填写的入党时间也是1920年等等。有的还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定为1921年，将党的“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出现的，是为了贬低陈独秀的建党的作用，是出于“抑陈（独秀）扬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事实上当事者中支持两种说法的人都有，如“一大”代表陈潭秋、张国焘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就是党的成立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6月号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坠地了。”1971年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而1937年董必武却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包惠僧则说：“就我的记忆，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夏秋之交成立的。……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而它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政党组织那样合法地去有关部门注册登记，也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布自己组织正式成立的宣言。由此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事后出现众说纷纭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由于缺乏一个评判标准及后人的看法认识不同而已。
2、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会议从现在看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人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呢？虽然“一大”代表对此有所回忆，但大多语焉不详。
对于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同时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召开“一大”的通知，认为受到轻视而产生抵制情绪。这一论断已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则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六七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主要依据张国焘等人回忆。张国焘曾说李大钊因“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刘仁静有两则回忆都说到李大钊因“工作忙，走不脱”，甚至忙到连支部会议都不能参加。至于“校务纷繁”点什么？“工作忙”些什么？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刘仁静都未加说明。第三种观点是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住院，故未能出席。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不是出于当时“公务繁忙”，而在于陈独秀、李大钊对“一大”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当时许多党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于1920年宣告成立。如李达、张申府、邓中夏等都是这么看的。许多学者也认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然中共的全国组织已经于1920年成立，那么1921年召开的“一大”的意义被低估，应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一大”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后来赋予的。“一大”及会后反映出的一些情况，也足以证明：陈独秀、李大钊低估“一大”，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陈独秀、李大钊两人事后都没有就此事作过说明，因此究竟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及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
对于中共“一大”何时召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1）7月23日召开。这一观点依据有三：一是基于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根据大量材料考证在所有与会的13人中，7月1日到上海的代表只有3人，余者均是7月14日以后至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是全体代表到齐后才召开的，这说明“一大”在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三是借助“一大”代表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中间休会两天起草文件，合计8天。根据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美琴被杀案，查上海《新闻报》、《申报》，此案发生于7月31日，由此可推知最后一次会议为7月30日，从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这个结论已被海内外普遍接受，一般党史书籍也都采用了这一说法。（2）7月24日召开。提出这一观点学者的依据有两点：一是依据陈公博在“一大”期间的行程。陈公博于7月23日乘英国游轮到达上海，由于他要安排食宿以及向张国焘、李达汇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与陈独秀的情况。因此，从日程安排上看他不可能于7月23日当天参加大会，根据材料“一大”第一次会议是全体代表参加的，由此认为“一大”的召开日期为7月24日。二是依据“一大”会议日程的合理安排。通过对一些史料的考证，从对会议进程即汇报交流阶段、休会阶段、讨论阶段的时间分配，推断出“一大”于7月24日召开。
既然党的“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那么为什么把7月1日定为党的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的报告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时期，由于无法搞清“一大”开会的确切日期，中共中央在1941年6月30日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确定将“一大”召开的7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的建党纪念日。这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做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由此可见“七一”作为党的周年纪念日，具有象征意义。但从史学的角度，弄清党诞生的确切日期，是完全必要的。
4、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问题。
“一大”上海会议遭巡捕房袭扰而被迫中止是在7月30日晚上，此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全部议程。但是对“一大”闭幕的时间，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嘉兴开会的时间存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等书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回避了具体的日期。过去有学者认为南湖会议是7月31日召开的，近年来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7月31日闭幕说，目前主要有8月1日、8月2日、8月5日三种观点。
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信中说：“一大”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学者们认为，董必武信中的“隔了一日”在南湖开会，即是8月1日。因为7月30日晚发生意外，31日上午在南湖开会是十分紧张的，所以8月1日在南湖开会的可能性较大。
8月2日闭幕说。主要依据是（1）当时到南湖安排会议的主要当事人王会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始终强调是上海停会后“隔两日”在南湖开会的，隔两日就是8月2日。（2）通过查阅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地方通讯栏，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发生历史上罕见风灾”。如果8月1日代表们在南湖开会，必会受风灾的困扰。而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都说南湖会议“顺利进行”、“圆满结束”，而没有提及这场灾难。这说明南湖开会是8月1日之后。（3）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过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登在当时的《新青年》上。文中提到，他与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赴杭，“（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后来陈公博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杭州）归来上海之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证明南湖会议是在3号之前1号之后的2号。
8月5日闭幕说。它的主要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的报告，称“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虽然8月5日闭幕说也是孤证，但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查到的史料，比回忆录显然更具说服力了，而且既然开幕时间采用了这则材料，那么闭幕日期也应如此。
5、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及代表全国党员人数问题。
关于“一大”代表人数，历来有12人和13人的说法，主要分歧在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不过也有学者对湖南代表何叔衡是否出席“一大”提出了疑问。
对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现有三种说法：1、包惠僧是正式代表，“一大”人数为13人，其依据：①一些代表的回忆，肯定包惠僧是正式代表；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六大”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出席“一大”代表名单中包括包惠僧；③包惠僧对建党工作的贡献以及在“一大”的表现，证明他具有代表资格。2、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出席“一大”的人数为12人。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不仅包不承认自己代表湖北，更重要的是武汉支部已按规定派出了两名代表。包惠僧也不是广东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不承认与他一起被选为代表，还声明在“一大”前不认识他。陈公博在1944年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我出席……7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张国焘、包惠僧都是那时认识的。”3、不是正式代表，而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大”的。这主要是根据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在《图说中国历史》中提到参加“一大”人员中有一名观察员的说法。
关于何叔衡未参加“一大”的说法，主要依据是：①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的说法。张国焘说：“在一大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现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六大”绘制的”一大”代表名单中没有何叔衡的名字。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见到何回忆“一大”的任何材料，也没有“一大”代表回忆到何的任何活动。④另外前苏联研究者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写出了参加会议的12人，其中没有何叔衡。事实上由于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察制度，因此有人指出应提“出席者”为妥。这样“一大”出席者应该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3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共15人。这一说法基本上已经得到一致认同。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党员的人数问题，毛泽东说过70人，张国焘回忆为59人，“六大”代表在莫斯科算出有57人，但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53个党员。”作为党史方面的权威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是这么说的，“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明，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笔者以为在目前这也是比较妥帖的说法。
6、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及诞生地问题。
关于中共“一大”会址，长期以来，除党史研究者外，一般人只知道上海会址是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嘉兴会址是一艘游船。其实中共“一大”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那就是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近年来党史界考证的结果认为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博文女校开幕的。他们依据的材料是：（一）1936年，陈潭秋在共产国际刊物上著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寓客”，“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后改在李汉俊家开会，由于出事，“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到的”。（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居在这间学校里。”又说：“为便于马林与尼可尔斯基出席起见，大会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海是中共的诞生地。首先，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其次上海集中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宣传者；其三，上海发起组不但促进和帮助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而且筹备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所以上海成为中共的诞生地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必然。
另一种观点认为嘉兴是中共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以后，会议进一步讨论并明确规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讨论并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中央领导人。这充分说明嘉兴会议最后完成了建党任务，“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笔者以为实际上诞生地问题的争议缘起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确定的分歧。虽然目前在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及诞生地问题上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一大”的头两次会议是在博文女校召开的，第三至第六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树德里3号，之后又转到嘉兴南湖。所以上海和嘉兴都是中共“一大”的会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然而两个诞生地的存在终究有些怪，当然目前也只能如此。
7、中共“一大”党纲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党纲中文本，能够看到的中共“一大”党纲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俄文本见于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英文本见于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
在简短的、仅有十五条的“一大”党纲中，竟有一项条款短缺。这给人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间。对于“一大”纲领第十一条缺失的原因目前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遗漏说。在俄文本的注释中首先提出这种说法。“一大”纲领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而俄文本被首先发现，与后来发现的英文本相比，无大的矛盾之处，所以一般研究者也就采用俄文本所持的“遗漏”一说。当然“遗漏”二字既可以是学术推断，也可以被看作对这一历史文献重大缺失的客观说明。第二，技术错误说。主要是陈公博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所附的“一大”纲领。有学者认为，“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第三，删除说。有学者大胆推测被删的内容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新生的中共对于究竟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最后只能以特殊形式处理之。
当然，以上关于第十一条的考证，都还是一些推测。最后结论还有待于新的资料的发现和更有说服力的推论。
8、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原因。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议在李汉俊家开会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现在已经查明知道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是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但是程子卿为什么会进入会场，人们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一大”被搜查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说是马林的关系。“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因而人们曾长期以为是马林的大嗓门暴露了会场。另一个“一大”代表董必武则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人住的地方不多，故马林进入会场便引来了怀疑。后来，从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发现，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了法租界警方的监视。因此7月30日晚马林到李汉俊家以后，巡捕前来搜查，特别反复询问李汉俊、陈公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不过此说也有矛盾之处，既然租界知道马林的身份为什么前两天没来搜查呢？又为什么不直接先派巡捕包围李家呢？为什么还要问马林是谁呢？应该问马林来干什么才对。
二说是偶然发现。根据有关材料，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而当时正好有一个公共租界警方密切注意的，名叫全国联合会的恰巧在“一大”会场隔壁，经考证，当年程子卿是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误入了“一大”会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法租界警方确实由于马林的关系而怀疑有非法聚会，但是还不能确定，所以派法租界便衣探长程子卿装成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入内查看，由于马林的机警，才使法租界巡捕扑了空。关于此问题也还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考证。
（四）关于创建初期的纲领
纲领是党的旗帜，是行动的指南。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十分重视党的早期纲领，比较深入研究了各地党组织、一大、二大分别提出的纲领以及这些纲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一致认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制定纲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逐步认识，以及策略水平的不断提高。
党的一大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党组织提出的纲领与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少研究者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在原则上予以肯定，认为这个纲领"分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界限，看清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原则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当时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学说涌入中国的复杂形势下，能有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是很可贵的"。同时，又指出，"年幼的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国情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而关于现阶段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正是"一大"的历史局限性。还有的把一大纲领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俄共（布）党纲进行比较研究，深化了对一大纲领的认识。
从一大到二大仅仅一年的时间，在制定党的纲领方面表现出的飞跃，引起了党史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不少论著对此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个"飞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国际，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在国内，封建军阀之间争夺的加剧；在党内，工人运动和宣传、组织等实际工作的展开等等，从不同角度启发和促进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对象、目标和斗争策略，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阶段革命纲领。对二大纲领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为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等政治主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
"二大"纲领的不足之处，同样引起了党史工作者的注意，而缺陷主要是什么，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把工人、农民摆在民主革命参加者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可能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时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有的则认为，"没有提出打倒地主阶级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因此，"二大"纲领"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五）关于党的创始人问题
新时期对创始人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有的主张对谁是创始人要进行"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不仅是共产主义小组的一般成员，而且应当是为建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对建党有重大贡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通过反复研究探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党的主要创始人应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发起人。他们的建党活动不仅限于上海、北京两地，还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主要作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李达，北京的邓中夏，山东的邓恩铭、王尽美，旅欧的蔡和森、周恩来等等，都是党的创始人，但不是主要的创始人。"
对党的创始人的探讨，必然涉及到建党初期的人物评价问题，其中讨论最热烈、争议最多的是陈独秀。一度被贬低和否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新时期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然而，不论在总的评价上，还是在具体提法上还有分歧。有的认为，"陈独秀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突出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不少革命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有的认为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有的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从理论到实际已基本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员。……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他在理论上政治上还有不少旧观念的痕迹。在他被推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之后，没有能在斗争实践中继续改造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从而成为他后来走上错误道路的重要原因"。尽管评价的程度和表述有所不同，但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重要作用应给予肯定这一点上，是取得了共识的。
近几年，对党的创建作出过贡献的先进分子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邵飘萍、王乐平、王翔千、邵力子、沈雁冰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曾撰写了多篇文章给予积极的评价，肯定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色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本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使中共的创建除了具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点外，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有的研究者对中共建党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第一，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是一个具有坚强革命性、战斗性的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虽有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从基本上说还是在一开始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并且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开始就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发扬民主方面注意不够；第四，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但却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其有密切联系群众的特点，但其主要成份是小资产阶级，这就给后来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客观条件。
有的研究者对中共建党特点进行了辩证分析，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建党的特殊规律：由于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发源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早而工人阶级又相当集中的东部城市，而发展于反动***薄弱的封建割据的广大农村；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使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促使中国共产党刚一建立就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难以集中精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显得不足；由于大一统封建观念和家长制的影响，使中共建党过程中十分强调集中统一，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有三个主要特点：酝酿建党时主张吸收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实行中"不得不从真正共产主义者为数极少的实际出发，把一些暂时能够团结的非共产主义者也吸收到党组织中来"，然后将其转变或清除出党；建党活动几乎一直围绕着如何处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展开；由纯粹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迅速转到发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使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代表。
（七）关于建党期间的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就展开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各地党组织几乎在组建的同时即投入了实际斗争。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早期工农运动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研究也相应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有利于加深对党的性质和战斗性的理解。
党在创建之初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有关论著大多详细介绍了1920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1920年8月，刚成立的上海党组织创办了第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活动的重要阵地。同年10月，又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起草并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凡是建立了党组织的地区，新型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就很快成立起来，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从此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迈上了现代工会运动的新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就完全走上了自觉斗争的新阶段。"
过去在党的创立时期一般只讲工人运动，很少提农民运动。新时期党史工作者挖掘出一批原始资料，论证党在1921年就开始领导农民运动。有的提出"中国现代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最早并非发生于广东的海丰，而是发生于浙江肖山的衙前。时间也并非1922年夏季，而是1921年秋季"。衙前农民协会是早期党员沈玄庐发起组织的，制定了《宣言》和《章程》，选举了农协委员，这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这次农运提出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农会组织"。此外，对1922年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1923年的湖南白果农民运动也作了相应的研究。
（八）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建党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作用问题，历来作为党的创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受到重视。新时期对此作了充分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还召开了8次有关共产国际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诸如共产国际的建立、第三国际的东方政策、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系的建立、帮助中国建党、远东会议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维经斯基、马林、达林）的活动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人员对共产国际在中国建党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一致认为共产国际的关怀帮助，对中国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指出："由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所传播，因此，中俄交通的打开，共产国际使者到中国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支部组织的直接结果"。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作用的同时，并不避讳它的缺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于中国客观实际了解不够，对一些问题作出了片面的、表面的分析，如对国民党的不加分析、全盘肯定和对共产党的贬低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工作上存在着强加于人的包办代替作风，这些缺点、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不赞成把建党的一系列活动，"笼统地归结为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而对国内"孕育着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论述很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国际的帮助是"第二位的原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的建立，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关怀、支持中国革命，中国革命需要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帮助，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建党的过程中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基础"。
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大量过去罕见的档案对外开放。我国有关部门经过多方面努力，与俄方签订协议，在中国组织编译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黄修荣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目前已出6卷（1920－1927），还将继续出版多卷。这是一套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将能够以珍贵的原始文献解开疑难问题，对深化党的创建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统一规划，存在着各自为战的现象，有的研究课题内容重复，有的则被遗漏；发展也不够平衡，有些研究项目质量不高，特别是理论分析和对建党规律的探讨尚欠深入。今后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阔视野，加强理论分析，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还要加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把党的创建摆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思辩能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建党特点，总结建党的经验教训，以期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要开放研究资料，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把党的创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